“在基层医院工作的话，晚上有人敲门，准没好事?！?/p>

　　这是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魏萍刚刚开始实习时，妇产科老师传授的经验之谈。

　　在曾经那个“信命”的时代，大山里的女性们生产场景主要是在家中，由熟悉接生的老人看护。没事不来医院，来医院就是大事。通常医院值班室夜半的敲门声响起前，会先听到运送产妇的拖拉机那厚重的发动机声响，甚至，在医生赶到之前，产妇已经在拖拉机上完成了分娩。危急又潦草地，将产妇和胎儿的生死关联于一场关于“命运”的所谓“优胜劣汰”。

　　从医数十年，对于魏萍来说，深夜出诊的事件太多，很多记忆都已模糊，唯有一次对声音的回忆，十分清晰。

　　那是夜半两三点钟，接到急诊电话的魏萍从宿舍区向医院跑去。天上没有月亮，路边没有路灯，夜黑得深沉。无法识别方向，魏萍只能贴着路边的商铺前行，手扶到商铺落下的卷帘门，一路发出“哗啦啦”的刺耳声响。

　　很多年过去，那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抢救，魏萍已记不清。但卷帘门那撕破沉夜的响动，却至今绕耳——卷帘门内熟睡的人，是否被惊醒？是否能理解，那时一个刚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医生，正在一片漆黑的深夜中，一边害怕一边着急地奔向拯救生命的“战场”？

　　那一刻，正同众多其他身处基层的产、儿科医生一样。

　　“你会陪我吧” “不要走”

　　事实上，自2003年推动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后，随着国家和各地政府大力推广住院分娩免费、补贴等优惠政策，乡村地区的产妇在家生产的现象已成比例地减少。中国妇幼健康事业的发展，让“信命”的无奈在时代的演进中渐渐退潮。

　　不仅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卫生健康部门在全国推行“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即妊娠风险筛查与评估、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危急重症救治、孕产妇死亡个案报告和约谈通报制度。如今的孕产妇以及新生儿的生命安全，正在现代医疗体系下获得极大保障。

　　从数据成果来看，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 年，孕产妇产前检查率98.2%，产后访视率 97.0%，住院分娩率为99.95%，基本实现全部住院分娩。同时，据此公报统计，2023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 15.1/10 万，其中：城市12.5/10万，农村 17.0/10 万。

　　纵是如此，每一位孕产妇的安全生产，仍时刻是对医生的一场大考。

　　“我们面对所有的孕产妇都必须严阵以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的殷医生用“开盲盒”与“走鬼门关”来形容生产面临的可能性：尽管目前“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已经推行得相当成熟，尤其是在城市三甲医院，前来应诊的孕产妇都有较高的“医从性”，高度配合医生进行妊娠风险的筛查与评估。但对于医生来说，无论产妇是哪种等级的分级，都无法放松对待。

　　孕产妇五色管理分级制度：根据孕产妇在妊娠期间的风险程度，将其分为绿色、黄色、橙色、红色和紫色五种颜色，每种颜色代表不同的风险等级，并采取相应的管理和干预措施。

　　奔跑，在产科医生的工作场景中是常见行动。产妇的情况复杂多变，哪怕在生产之前一切顺遂，但在生产那一刻，也随时会出现高危急症。

　　以胎盘早剥这种妊娠晚期的较严重并发症为例，一旦发生，将增加胎死宫内和产妇产后大出血的风险。对于医生来说，这就是一场事关生死的极限竞速。要在最短时间将产妇推至产房，所有有经验的产科、儿科、ICU、麻醉等一线、二线、三线医生以及护士都要在场准备好，“最好在10分钟之内，在宫内死亡和窒息之前把孩子捞出来”。

　　这一系列的动作，需要医生在高度紧张的治疗流程中最快下判断，同时考验的，还有各科室之间经年累月的配合。对于技术先进、设备完备、流程规范的城市三甲大医院来说，这是必须具备的水准。

　　而对于2024年通过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韩红基金会”）组织的“基层产科医生培训计划”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魏萍来说，培训期间，她见到了大医院的另一面。

　　“这里工作量大，没有午休，基本也没有双休”，魏萍在培训月度总结里写到，“不停地手术、收病人、办出院；能不能吃上饭靠缘分，门外每天都有很多孕产妇在椅子上等着床位出来入住.......由此我深深地体会到，大医院医生的辛苦?；褂校裁词强床∧选！?/p>

　　写下这段文字的魏萍当时也处于职业生涯的一段“黑夜时刻”。尽管有着20余年的一线产科临床经验，初次来到北京三甲医院的她还是对未曾见过的危重症病例、医院的智能医疗系统以及标准化流程管理感到陌生以及难以适应，内心产生了强烈的迷茫与自我怀疑。

　　于是，生怕一场培训变成“给人添麻烦”的魏萍，开始愈加频繁地出入孕产妇病房，希望通过自身的一线经验以及与孕产妇的更多交流，寻找自己的突破口。这一“找”，就给自己“找”出了一面锦旗。

　　一位因“先兆早产”入院的年轻孕产妇，刚听到“要住院保胎”就哭了两次，给魏萍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她尽可能多地在这位孕产妇住院期间详细讲解可能会发生什么、医生会怎样处理等细节，直到其保胎成功出院。

　　而下一次见面，却是在急诊入院的产床上。正在大哭的产妇看到魏萍赶来时，原本痛苦扭曲的脸立刻转为期待，开心地大叫：“你终于来了，来陪我，我很疼呀.......”

　　始终陪伴在侧，握着产妇的手安慰、鼓励、指导呼吸与用力的魏萍，在事后获得了一面“情系产妇尽职尽责，迎接生命圣手助产”的锦旗。而那位产妇因见到自己而绽放的笑脸，也成为点亮魏萍心中暗夜的光亮。

　　生产，对于没有生育经验的孕产妇来说，同样是一程没有“路灯”的暗夜。面对从未经受的疼痛以及未知的结果，多数“新妈妈”都是恐慌甚至恐惧的。而在基层医院，“陪伴”与“守护”是医护人员日常工作中的主旋律。

　　像魏萍一样在暗夜奔跑，几乎是基层产、儿科医生的共同记忆。

　　陕西省大荔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院长王艳丽也曾在倾盆大雨的深夜跑向医院，抢救胎盘早剥的孕妇。一番惊心动魄的抢救下来，产妇与胎儿成功转危为安。而凌晨两点返家的王艳丽却发现家里的灯竟然亮着，被留在家中的年仅7岁的儿子抱着被子在客厅啜泣：“妈妈，我害怕?！碧钙鹫庖荒?，王艳丽依然哽咽。

　　而她至今同样记得，自己第一次独自值班的时候面对的那位年轻的初产妇。每逢王艳丽经过，这位因为年龄小、产程长而感到窒息般疼痛和不安的“新妈妈”都会紧紧抓住她的手，如同抓住救命稻草，用行动反复诉说——“你会陪我吧？不要走”。

　　这一“陪”，也是20多年。

　　“要学的太多，我的机会不够用”

　　夏代提·伊斯拉皮勒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用“难熬”来形容黑夜的急诊之路。

　　“无人之难，病情之快，设备之乏，技术之困，是压在我们身上的四座重山”，夏代提在介绍自身所在医院时提到，硬件设备不足是很难跨越的困难。医院没有专门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所以在感染管理方面可能没办法达到要求；医院只有一台呼吸机，如果两个新生儿同时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主要表现为呼吸困难，有高死亡率），其中一个就必须要转向上级医院。

　　而奇台县距离乌鲁木齐市200余公里，车程两个多小时。在设备与人力不足的救护车上，孩子的病情又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对于医生来说，需要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应对突然袭来的“生死大考”。

　　事实上，基层医院一味地向上转诊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孩子的病情变化是非?？斓模绕涫切律绻嬖谥舷⑽侍?，对于医生来讲，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进行处置。如果没有处理好，可能会有一系列并发症伴随而来，有些甚至是无法挽回的。

　　这种压力可想而知。

　　夏代提原本只任儿科医生。但由于新生儿科的工作压力过大，原本的三个医生陆续转走，医院就此将儿科与新生儿科合并在一起。对于重新接手新生儿科、尚未熟悉工作的夏代提来说，是一段痛苦的开始：“抢救新生儿的挑战太大了，要承担高强的心理压力。反正当时听产科的电话一来，我的心就已经提到嗓子眼了?！?/p>

　　刚刚与新生儿科合并时，在新生儿急救现场那难以克制的内心慌乱，将夏代提掷入漫长的“暗夜”，实在是很想“再学点什么”。

　　自从初中时根据读过的书确认父亲的“急性阑尾炎”症状，让父亲及时获得医治开始，夏代提就立志成为医生。从未考虑过这条路有多难，她把除了吃饭的时间全都用于学习，以当地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新疆医科大学，又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毕业。

　　夏代提一直爱学，也一直认为“学”是自己的强项。但彼时刚刚参加新生儿科工作的她却异常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学了”，如同在黑夜中找不到方向。16年的从业经验，尽管与在乌鲁木齐医院工作的其他同学一样，职称也在提，做的工作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要进修，从哪里下手，又从哪里开始呢？

　　“我总在想，如果在第一抢救现场我能第一时间采取更专业标准的操作，最终效果是不是会有所不同”，而陷入于反复自我怀疑和内耗的夏代提，正巧得知了韩红基金会的“基层新生儿科医生培训计划”，成功报名并获得了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培训的机会。

　　与夏代提有过接触的带教医生都对她有统一的评价：勤奋好学。

　　而夏代提自到达培训基地的第一天开始，就感叹大医院医生们的学习态度：这些无论在医疗技术经验还是医学视野方面都走在学科前沿的医生们，依然在工作间隙抽空学习新的案例和技术。

　　培训三个月，强烈的学习紧迫感让40岁的夏代提在短时间内长出大把白发：“我已经40岁了，能进修的机会有限。但我能多学到一分，拯救生命的可能性就更多一点。”

　　每个休息日，夏代提都在培训基地的各个门诊转悠，询问值班医生自己可不可以跟着见习。在这个“更广大的世界”中，当发现可以不断吸取先进知识与获得专业指导时，她终于从过去无从下手的困惑中解脱出来。

　　夏代提把这一段经历形容为“中年雄鹰亲自拔掉自己羽毛的重生”。而重返岗位至今，她已接手过多个新生儿窒息复苏的病例，也遇到过非常紧急的情况。凭借在北医三院培训时学到的非课本临床经验，夏代提终于做到让这些小小的生命“艰难又幸运地和这个世界打了照面”。

　　甚至，凭借在北医三院接触的一例脑出血的新生儿病例，夏代提在返岗后的工作中也据此经验以及相关的病例学习，成功识别了十年来本院第一位脑出血新生儿，并及时向上转诊。

　　“现在想想，一切都值得”，如今的夏代提再也不害怕产科的电话，她知道自己有能力去救活更多的孩子。

　　“我们像黑暗中的守夜人”

　　基层医院在早期经历过漫长的艰苦时期。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们基层医护人员就像黑夜中的守夜人”，王艳丽还能记起那些简陋的基层产科岁月：以“师带徒”带教模式培养的基层医生质量参差不齐，获取信息的渠道闭塞，同时，医院硬件设施简陋，只有简单的产床、听诊器和急诊包。

　　好在，基层医疗的黑夜也正在逐渐迎来黎明的光亮：基层医院正在不断升级。

　　在今年4月举办的“韩红爱心·乡村急救十周年”上，王艳丽介绍大荔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正在发生的很多新变化：硬件设施开始逐步升级，标准化产房逐渐普及，医护人员的持证上岗率也不断提升；伴随远程会诊、专家下沉、信息化管理等一系列先进的医疗模式“飞”入基层，上级医院的帮扶让基层医院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规范的诊疗手段和急救绿色通道，挽救了无数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

　　这也正是全国大多数基层医院在医疗卫生赋能乡村振兴大环境下的变化缩影。

　　大荔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甚至在展望着一个更加科技化的未来：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精准管理高危孕产妇；以多学科协作为核心，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妇产科、儿科、麻醉等多学科资源形成全方位的医疗保障体系。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次技术的提升都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呵护，每一次服务的优化都是对我们孕产妇的关爱和温暖”，尽管近年来该县分娩量整体呈现波动变化，但王艳丽所在的中心承接了全县80%产妇的生产。为了那些“走不出去的孕产妇”，他们必须坚守，必须有质量地坚守。

　　生命，脆弱又珍贵。

　　乡村边远地区的生命正由这些基层医护人员守护着——哪怕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仅凭双手与信念也要去坚守的。因为，他们都深知，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

　　在产科，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永远是值得庆贺的，这意味着新生命是健康的。

　　尽管产科对于择业的医生来说，并非受欢迎的科室：收入少，工作压力大。但魏萍对产科的热爱始终如一。这是医院里最“喜气”的科室，这里永远充斥着新生的希望与力量。

　　在新生儿科，孩子们“哭声一片”确实吵闹，但有“哭”的力气才有生长的力量，也是值得庆贺的。

　　尽管刚就业时，儿科并不是夏代提的第一选择，她也在16年的工作生涯中，爱上了儿科。每次巡房时抱抱这些“软软小小”的人类幼崽，逗逗他们笑，听听他们为什么哭，夏代提就变得无比柔软与满足。对于新生的呵护与守护，是她作为医生所得最高的价值感与成就感。

　　基层的医院，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

　　王艳丽说，但这里有永远温热的小米粥、永远接通的急救电话和永不熄灭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