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陕西省山阳县漫川关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段长军，参加了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韩红基金会）举办的针对基层急诊医护的培训。

　　段长军被分配的培训基地为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培训开展的第一天晚上，急诊科就接到一位在隧道被炸伤的工人，情况危急，医生们抢救了整整一夜，预期也不乐观。

　　直到第二天交接班的时候，段长军发现，这名病人的情况逐渐稳定了下来，被转移到重症监护室。

　　培训周期三个月，段长军的日常安排满满当当。但他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个“实在年轻”又“确实危重”的病人，每天都会抽空通过医院的系统查看这位病人的病历：培训老师们给他又做了什么检查？增加了什么治疗措施？用了些什么药？

　　从“救活”但重度昏迷，到一个多月后可以从病床上坐起，段长军每次“顺路”去病房了解病人情况，都能惊喜地发现一些好转的迹象。等到培训接近结束的时候，段长军在CT叫号处，看到了那个再熟悉不过的病人名字。这一次，病人是自己走过来的。

　　“他告诉我，还有30天，他就可以出院了”。对于段长军来说，其实与这位病人是一场萍水相逢无甚交集的相遇。但这个人却太让他印象深刻了。因为，病人的这一程生命逆旅，让他无数次感叹过：“你看，这就是先进医疗技术和医疗条件可以做到的程度。”

　　而每次感叹过后，段长军也无数次设想：这样的病人，如果出现在自己所在的乡镇卫生院，会怎样呢？

　　枢纽：听见“无声”的呼救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总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孙红是1986年参加工作的。彼时，作为中国最早成立急诊医学科的医院之一，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也很“年轻”，成立仅仅三年。

　　“那时候叫急诊室，很小，只有两张抢救床”，一晃近40年过去，孙红慨叹，“现在医院的急诊建设已经发展到从医疗区到支持区都非常完备的‘院中院’，这40年发展让急诊变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医学科”。

　　从作为急诊枢纽的预检分诊台就能感受到这种变化。过去，国内医院急诊预检分诊普遍采用护士人工分诊，对患者生命体征数据进行检测和采集，手工录入登记表，其准确性完全取决于预检护士的临床工作经验。而现代城市三甲医院的急诊预检分诊台，则配有更多辅助性设备工具，分诊护士将患者的数据输入智能化急诊预检分诊系统，便可得到系统科学和准确的分诊指引。

　　在常年处于“拥挤”或“过度拥挤”的急诊科，预检分诊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急诊不分“先来后到”，只分“轻重缓急”。

　　在急诊科，“喊声”最大的病人，不一定是最紧急需要被医治的患者，反而沉默的病人更需要被关注。只有尽早识别急危重病人，进行有效干预，才能使急危重病人及时获得有效救治。毕竟，急诊是一个“救命”的医学科。

　　而事实上，这种普遍见于三级医院的急诊预检分级分诊标准，在中西部基层医院缺乏执行力度——由于设备和人才的短缺，很多基层医护人员仍然是依赖经验进行判断的。

　　陕西省山阳县漫川关镇中心卫生院急诊科主管护师潘书苗就是在去年参加急诊培训时，才在作为培训基地的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了解到这一标准的。乡镇卫生院的医护资源有限，已经分不出人力来站“分诊台”了。

　　实际上，现实情况也很难实现“分级分诊”。

　　“小地方是这样的。一般是离医院近的家属跑到医院直接叫急诊帮忙，一边喊着病人在哪个村哪个街道，一边骑上摩托车就往前跑了?！毕啾热兑皆?，潘书苗的日常急诊工作要“动”感得多：急诊医生把装有急救药品、输液基本工具、血糖仪等用品的急救箱放在摩托车前面“蹲”着，兜里揣着血压计，跨上摩托车就追着家属骑。后面是拿着可折叠担架的护士，也骑着摩托跟着追。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场面，源于漫川关作为旅游小镇，很多地方是救护车无法开入的。潘书苗能够成为镇中心卫生院唯一的急诊护师，其条件之一就是作为本地人的她对当地地理更熟悉，不会把病人家属“追丢”。

　　但呼救的动静这么大，到了询问病情的时候就没什么“声音”了。

　　“这边人报急诊，直接就说有人‘晕了’，你再追问多大年龄，有什么病，摔倒没有，他都答不上来”，潘书苗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急救箱里的装备够不够。因为，到现场前完全不知道病人是什么情况，摩托车搭上急救箱就相当于急救车了，“能带的都要带上”。

　　也很难“责怪”于病人家属。像大多其他乡镇卫生院一样，潘书苗所在的镇中心卫生院日常承接的病人多是老人：“很多都是老伴儿颤颤巍巍地来陪诊，自己也80多岁了，感觉同样也需要照顾。他们要是报急诊，基本也很难进行沟通了，都要靠着我们自己的经验排查?！?/p>

　　原本潘书苗是在商洛市一家三级医院做护士，除了高强度的工作压力，高强度的学习压力也是让她最终选择离开的原因：“月月考，季度还要考，科室内部也要考?！?/p>

　　但如今在镇中心卫生院做急诊护士，她却生怕自己学得还不够多。

　　一到冬季，因气温骤降而诱发心梗、脑梗的病人大幅增加，急诊就会变成体力活?！疤炱淞撕芏嗬先丝覆还ィ迸耸槊缑看纬稣锒际纸粽牛杭负趺刻於家诘谝幌殖≈泵嫖Ｖ夭∪耍闭锏摹罢匠　?，性命攸关。

　　这里就是她的家乡。这里是乡亲们健康有问题的首选求助场所。尽管作为“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中枢纽的乡镇卫生院，可以将病人向上级医院转送，但就地解决问题有时候更迫切、更符合实际。

　　“医院人力少，没办法经常去培训。但我必须要学”，使用除颤仪、心电图机，心肺复苏，这些是护理专业毕业的潘书苗本来就会的技能。但利用空余时间，她开始在网上学习颈内静脉穿刺、小儿头皮穿刺置留针等技巧：“这里的病人来一趟不容易，好多都是留守老人与儿童，没有年轻家属陪同。他的病明显是能在这里看的，难道就因为我一个输液的问题，让没人陪护的老人自己去城里吗？他又找不到路，还花钱?！?/p>

　　进化：越努力越幸运

　　段长军和潘书苗是同批接受韩红基金会组织开展的基层急诊培训的。培训休息时，俩人见面各自分享见闻，一起感叹：“天，这就是先进的医院，这边医院的急诊科医生都是天才。他们脑子里装的东西可真多，多重的病人都能不慌不忙地处理。”

　　1998年，段长军决定学医，就是为了“能给村里的乡亲们解决一些小问题”。来到漫川关镇之前，他一直在附近延坪镇上的乡镇卫生院工作：“在山沟沟里待了十年?！钡笔钡纳罨肪澈芗杩?，连新鲜的蔬菜都很少有，要到漫川关镇来采买。

　　生活条件是如此，医疗条件自然可知。段长军至今有心结：一场车祸，伤者下腹部以及右腿被压伤，大量出血。彼时刚刚工作的他骑着摩托车到现场，能倚仗的除了自己的急救技术，就只有简单的包扎以及输入外伤抢救止血用药。

　　没有急救设备，没有救护车。现场找了近二十分钟才找到一辆能够运送病人的普通轿车。在离医院还有十几公里的时候，段长军眼睁睁看着失血过多的伤者无力回天。

　　“如果拿到现在的条件来看，很多人都可以救活，是吧？”段长军耿耿于怀，“像韩红基金会捐给我们的救护车，车上有完善的急救设备。一打电话，医生和护士能一起在黄金抢救时间内赶紧到现场，该包扎的包扎，该抢救的抢救，也许这个人就能抢救过来?！?/p>

　　前年，就有一条生命是这样被抢救回来的。

　　一位晕倒的36岁小伙子，救护车到现场时已经苏醒，还能在家人的搀扶下自己走上车。但在前往县级医院的过程中，前面还说着话的小伙子逐渐没了声音。一直盯着心电监护仪的潘书苗发现仪器显示心率突然上升并开始报警，很快就心脏骤停了。

　　“他还这么年轻，我们都接受不了，更何况他的家里人”，全车都开始紧张起来，段长军一边进行心肺复苏，一边交代潘书苗为患者打肾上腺素。潘书苗打完针后立刻为患者开放气道，进行辅助呼吸。中间过程中连家属都快要放弃，但两位医者没有，最终把小伙子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胸外心脏按压是一项非常耗费体力的抢救措施，为保证心肺复苏的效果，一般两分钟就要轮换一次。那一次的抢救持续了20分钟，等下了车时，潘书苗才发现自己和段长军已经连头发都湿透了。就算第二天手都肿了，潘书苗也还是很高兴：“那天我们都开心得要命，连救护车司机都高兴。即使再累，都比不上这一刻的成就感。”

　　这位年轻人无疑是十分幸运的。?心脏骤停抢救的黄金时间为心脏停止跳动后的4-6分钟?。幸亏是在急救车上，幸亏急救设备及时监测到小伙子心率的突然变化，幸亏段长军与潘书苗同时在场且配合无间。

　　对于基层急诊医生来说，在从医生涯中能够得到这样的“幸亏”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与守卫。救护车太宝贵了，急救设备太宝贵了。珍贵到，不仅可以挽救一个人的性命，甚至可以直接改变整个一方地域的生命健康质量。

　　时隔8年，甘肃省卓尼县洮砚乡中心卫生院院长贾宏杰仍然十分庆幸，在县卫健局询问是否有人愿赴北京接受韩红基金会关于急诊的全脱产培训时，自己报了名。原本只是希望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没想到却因此改变了整个洮砚乡中心卫生院的发展轨迹。

　　培训期间，贾宏杰了解到韩红基金会有一个针对乡镇卫生院提升急救能力的公益项目。洮砚乡中心卫生院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山路颠簸，距离卓尼县县城75公里，车程需要两个小时，而且附近也没有二级医院。这样的条件，贾宏杰只能以“试一试”的态度进行申请。

　　没想到，从洗胃机、心电监护仪、除颤仪等相关急救设备的申请，到几年后的救护车，韩红基金会的捐赠评审及项目落地流程既严谨又顺利。贾宏杰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韩红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通知自己到兰州提救护车时，他和当地县卫生局领导的乐呵劲。

　　“这辆车目前已经行驶了大概6万多公里”，贾宏杰很“宝贝”地介绍救护车的使用情况：“把能装的急救设备都装上”的这辆救护车，很长时间内成了洮砚乡的“流动急诊医院”。除了日常的急诊抢救，每到8月，当地的缺水季，这辆救护车甚至还承担了为医院患者“运水”的任务。

　　贾宏杰本身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坚信“越努力越幸运”。2016年正式成为中心卫生院院长后，他着手分别从“就医环境改善”到“服务优化”两方面对医院进行了大力度的改革。但乡镇卫生院客观条件有限，贾宏杰能做的不能更多。

　　“原本我们基层卫生院很难开展基本医疗，每一年都是负债，拿不出发展资金”，自获得韩红基金会的帮助以来，贾宏杰得以充分利用已有资源推动医院发展，每一次发展机会都没有放过。这个原本只有一个科室的卫生院发展为包含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放射室、化验室、中医馆、健康管理中心、B超心电室、免疫规划中心、牙科、手术室等14个科室的综合性卫生院。

　　而目前，贾宏杰正在努力推进“胸痛救治单元”的建设，作为全甘南唯一通过评审的一家机构，他将其定义为“生命的加油站”，基于基层卫生院的现有条件，与有救治能力的高级医院联盟，为急救患者建立绿色通道。

　　12岁时，贾宏杰的父亲去世，而洮砚乡中心卫生院是他父亲曾工作过的地方，那时的卫生院还是靠近河边的几间土瓦房?；登珊舷?，贾宏杰“子承父业”，好似命运的安排。

　　“这里的很多人都是从小看我到大的”，看着当年的几间小房转变为如今服务人口约2.4万人的洮砚乡中心卫生院，贾宏杰对如今的人生很满足，“做好全镇人民的健康守护者，也是我应该做到的事”。

　　桥梁：基层急诊的新生力量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王江山是通过百人医疗援助活动与韩红基金会结缘的，一晃已经十年。

　　每一次在活动现场，王江山都能切身感受到从医的“重量”。有的当地百姓，为了能够参加义诊，需要凌晨出发，靠走路五六个小时到现场。而这份信任，有时候厚重得让人心疼。

　　同样出身于农村的王江山，每每在义诊现场，都会有种回到过去家乡的感受：这些不远万里来求医的百姓，对医者如信仰般的殷切期待，让他想要尽可能多地为当地百姓们做点事。

　　但来自基层一线的现实，也常让王江山深感讶异。

　　作为“韩红爱心·乡镇急救室”项目专家委员会的成员，王江山会和其他急诊专家一起对捐赠的设备清单进行修正和更新。借着百人医疗援助活动，他也会到当地基层医院去看一看。

　　第一件令他吃惊的事，是项目成立初期，在乡镇卫生院，有的医生不会使用呼吸机。第二件则是20年前自己在上学期间医院实习时就作为“科室必备”的除颤仪，在很多边远地区基层卫生院里是没有的。

　　因此，“乡镇急救室”项目，是随着实地考察的现实情况，逐渐演变为现在这种“硬件+软件”支持模式的。硬件上，经过前期调研，结合当地实际需求情况，向乡镇卫生院援助急救设备；软件上，为当地基层医护人员提供为期三个月的急诊急救培训，同时培训设备的使用方法。

　　2021年参加韩红基金会急诊培训项目的90后医生谭钦中，毕业于昆明医科大学，在同期培训学员中学历属高级别。于临床实习、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阶段以及工作阶段，他分别经历了不同级别的医院，并以“代际差”来形容这种不同地区医疗水平的差异。

　　出生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的谭钦中是以亲身经历在感受这种差异的。

　　初中时期，谭钦中的父亲开始生病，并持续了他的整个高中时期。常年奔波于医院，谭钦中萌生了考取医学院的志向，并且出于现实考量报考“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

　　这是2010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推行的，以重点为乡镇卫生院及以下的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从事全科医疗的卫生人才为目的一种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谭钦中入学前，须与培养高校和定向就业所在地的相关部门签署定向培养和就业协议——学成归来，反哺家乡。

　　谭钦中的定向就业单位，为景洪市景哈卫生院。

　　景哈位于沧澜江南岸，一直通往缅甸。曾经的景哈，是一个交通的死角——通向景洪市的去路由一条汹涌的江隔开，要坐船前往。

　　对于景哈的危重病人，这是极其痛苦的。早期的景哈卫生院条件比较落后，只能医治一般的病人。遇到大病，病人会选择坐船到景洪勐罕镇的医院。而如果晚上遇到急性病人可就麻烦了，把人拉到江边，怎么呼唤船家都不会应，只能深夜走几十公里又颠又远又危险的土路。

　　2018年，连接景洪市勐罕镇与景哈乡的景哈大桥整体合龙，结束了两岸靠船摆渡通行的历史；同时，也成为景哈卫生院人才断层困难的转折。于2020年结束规培正式到景哈卫生院上班的谭钦中，就是通过这道桥往返于市乡之间的。

　　还在规培期间，谭钦中就反复收到景哈卫生院的催促，因为人手实在不足：全医院不到十个医生，其中两名为副院长，分担着院里的行政工作，还有五名即将退休的老医生。

　　在谭钦中过去的三级医院经验中，一般新人到岗是要经历岗前培训的。而在景哈卫生院，谭钦中上午刚了解完医院医疗系统，下午就冒着小雨和综合科室主任一起出急诊了：一名隧道横洞工人，在施工时被钢筋刺入右侧腹部，急需抢救。

　　本以为即将“平稳度过一天”的谭钦中，刚上班就被现实逼着立刻脱离“学生”的身份，亲身上“战场”了。结局是好的，现场全体各方救援人员经过1个小时的共同努力，为伤者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抢救时间，最终成功转送至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

　　无论是实习还是规培都在三级医院的谭钦中，回到家乡的乡镇卫生院后，是可以感到“落差”的。但他知道，这种落差正是他回来的意义。

　　“其实我们当地的卫生局是很有想法的”，谭钦中说，在毕业后进行规培医院选择时，相较于省级知名大医院，当地卫生局会建议学生可以选择与乡镇卫生院对应的三级网络中的上级医院。这样一方面可以多了解本地特色病例，另一方面，在未来基层展开工作时，可以更顺畅地进行对接。

　　因此，对于学成归来的谭钦中来说，回到乡镇卫生院，其实也是“架桥”。景哈卫生院也深知其中的意义。

　　当韩红基金会组织培训的通知下来时，之所以能在人手紧缺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让谭钦中报名参加，就在于希望培训归来的谭钦中“传帮带”。

　　谭钦中做到了，而且不仅如此。

　　“不仅是提高了急诊的相关技能，”谭钦中笑着说，“我还把前线的药也寄回来，让医院对药品名录进行更新。然后一些类似B超等科室的老师联系方式也都添加了，为了未来有些病例可以进行请教和探讨”。

　　近五年来，医院发展起来了?！翱剖曳⒄蛊鹄戳?，诊疗技术也发展起来了，设备、药品这些硬件也跟上了”，谭钦中介绍，随着景哈卫生院的口碑渐好，也正在吸引当地的病人回流。

　　生命无价。在拯救生命面前，对医生的“要求”也是平等的，不会因任何条件而改变。

　　曾经作为家属，如今作为医生的谭钦中深知一名医生的表现对于家属有多大影响：哪怕一声叹息，都承载了生命的重量。

　　为了避免这一声叹息，所有的基层急诊医护人员，在每一场“战役”中，都付出了最大的能量。